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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富达:见证共和国诞生的“台湾阿甘”

时间:2018-10-15  来源:  作者:

1929年在台湾新竹出生的田富达被媒体称为“台湾阿甘”,从宝岛台湾到祖国大陆,从一贫如洗的高山族少年到台盟中央名誉副主席,田富达的人生历程饱含了祖国母亲与一个民族无法割舍的深情。

他是一贫如洗的高山族少年,他是台湾少数民族战士,他是开国大典的少数民族代表,他是台盟中央名誉副主席,他被媒体称为“台湾阿甘”,他是田富达。从宝岛台湾到祖国大陆,他的人生历程饱含了祖国母亲与一个民族无法割舍的深情。

田富达是台湾高山族的泰雅人,年幼的他早已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有兄弟姐妹8人,他上面的五个兄弟姐妹都早早地夭折了,田富达的父母也因为过度的劳累和疾病先后去世,田富达10岁的时候,便学会了照顾弟弟,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1943年2月,为了养育年幼的弟弟,田富达不得不在日本人开设的农林公司打零工。他种过杉树、橘子、柠檬,还在保甲事务所当过勤杂工,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农林公司倒后,田富达失业了。

田富达在忧心如何养育两个弟弟的时候,国民党的招兵海报吸引了他的注意,入伍后的月薪比打零工多几十倍,田富达当场签名参军。“1946年12月25日,我们被赶上火车到达基隆。”田富达喃喃自语:“此前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要离开台湾,到了山东鱼台,我们才知道来大陆了。”

到达山东鱼台的当天下午,田富达经历了他人生中第一场战斗,可是他和众多台湾少年一起漂洋过海,在第一场战役的时候就做了俘虏。山迢水远、人海茫茫,田富达选择加入解放军,留在了部队。

到达大陆1个月之后,田富达成为了解放军队伍中一名台湾少数民族战士,经过短暂的整训,田富达被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七旅。此后,他随部队在山东、安徽、河南等地参加了8次战斗。八路军告诉他:他们是农民子弟兵,共产党的队伍,是为了推翻地主的压迫才当兵的。

1947年6月在晋冀鲁豫野战军渡过黄河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作战前夕,刘伯承、邓小平亲自作出指示,安排所部的台湾籍战士调出野战部队进入晋冀鲁豫军政大学(1948年3月更名为华北军政大学)学习。

1947年,晋冀鲁豫军政大学积极招收台湾籍学员,设立“台湾队”,田富达前往河北省南宫县进入该大学学习。在该大学,田富达和其他130多名台湾籍战友(其中高山族十余人)被大学编为“台湾队”,获得优待。1948年10月,田富达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8月,华北军大台湾队中的少数民族学员被召集在一起,传达了一封中央的来信,内容是台盟作为新政协会议的参加单位,将有5个代表名额。而其中的一位,要从华北军大的少数民族同志中推选。田富达因为平时表现优秀,被推选为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

1949年9月27日,刚刚20岁的田富达,作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会的5名代表之一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作了发言 。 田富达在大会上,介绍高山族的历史及台湾当局的情况。大会闭幕时,华北军政大学 的台湾队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献旗。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田富达作为台盟的一位民族代表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们一起登上了庄严的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掀开共和国的史册,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的亲历者中至今健在者已是为数极少了。

回忆起那一天,田富达感慨万千:“我们军大台湾队是接到通知要参加开国大典的分列式的。” 在军大台湾队里,有不少像他一样的台湾少数民族,这些日据时的“生番”、日本投降的“二等公民”,如今,也成为开国大典的亲历者。

田富达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开国大典那一天,第一届政协的委员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3点整,我们就站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身后,亲耳聆听毛泽东主席向世界庄严宣告的洪亮声音。”

1954年,田富达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当时毛主席接见的时候因为时间紧迫,相关部门提醒我们,就不要争着和主席握手了。谁知道接见时毛主席一眼把我认出来了,我就上去跟毛主席握了手。”田富达至今仍然珍藏着毛主席亲笔签名的民委委员通知书,这张通知和与毛主席握手的经历,成为田富达心中珍贵的回忆。

1956年春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要给在中国大陆的高山族人士创造“学习机会”,田富达随即从全国选调了60多人,集中到武汉的中南民族学院政治系的“台湾高山族研究班”进行培训。1957年9月,中南民族学院政治系的“台湾高山族研究班”正式设立。

田富达对人大民委始终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他说:“这么多年来,每到春节我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的老人都要聚一聚。黄建东、崔健行、藏冬和、李淇……大概有十来个人,我们以前经常在一起,这些年大家年纪越来越大,人也越来越少,后来就没有再聚成了。”

1976年,田富达从全国人大调到台盟工作。他当选为第五届至第八届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他连续担任了44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是全国人大历史上专门委员会委员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田富达历任第一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至八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政协第二、三、四、五、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台盟第一届总部理事会理事,台盟第二、三届总部理事会副主席,台盟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理事,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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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期间,田富达的夫人一直伴在左右,虽早已过了古稀之年,但仍可依稀看得出她年轻时的风采。她的祖籍也是台湾,是旅日归侨,20世纪50年代初回到祖国后先在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学习,后来在国家旅游局工作。

2004年,田富达离休后,他和老伴经常到万寿路俱乐部游泳、打球、健身,晚年生活十分充实,田富达喜欢打台球,打桥牌……他的夫人喜欢游泳。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两位老人相濡以沫,相伴到老。

这些年,田富达始终牵挂着他的两个弟弟,他曾就托老战友的哥哥刘天荣给弟弟带了一封信,弟弟很快就收到了信,联系上了以后,大弟弟1989年经香港来的北京,两个人多年未见还认识彼此。田富达把弟弟接到宾馆后叙旧,仿佛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

田富达时时刻刻想念台湾的弟弟,他的弟弟和侄子也曾来北京看望自己。一家人虽相隔甚远,却经常电话往来,相互问候,两岸亲人重逢的画面也甚是温馨。

田富达作为当年参加新政协会议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位,现在都已是耄耋之年……“我爱国家,爱共产党,是共产党,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田富达说他的传奇经历,代表了当时全国各民族空前团结、平等参政的意愿。就像阿甘一样,田富达是一段重要历史时期的见证者。而这段历史,也永久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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