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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标:浮沉聚散亦何殇

时间:2018-10-15  来源:  作者:

何标,台湾台北县人,1926年生于北京,曾任解放军总部某部副局长、研究室正师职研究员、中国民航驻国外办事处主任等职。被中央军委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为台盟中央政策研究会委员,对两岸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何标是“新文学运动”著名人物张我军之子。他的父亲从一个鞋匠学徒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锋,而他,则是从一个青年学生转变为一名中共党员、解放军战士。其本名为张光正,1945年入伍,因为当时参加抗日战争怕连累家人,改名为何标,并沿用至今,他的归乡之路历经坎坷,从他入伍到再次回乡经历了整整几十年的时光。

1924年,22岁的张我军因深受“五四运动”的熏陶,拿着几百元的遣散费,飞向他心中的理想地——北平,他来到北京的目的是学习汉语,并投入推广白话文的“新文学运动”,但在9个月的短暂停留中,他经历了一场浪漫的邂逅,也得到了一份意外的收获。

初来北京的张我军在一所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开办的补习班上课,在这期间,温柔如水的湖北姑娘罗文淑吸引了他的注意,张我军对罗文淑一见钟情,不顾当时封建思想的限制,写下一首白话诗《沉寂》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并把自己的照片偷偷塞进罗文淑的衣箱里,就这样捕获了罗文淑的芳心,很快俩人便陷入了热恋。

罗文淑与张我军的恋情发展得很快,但因为遣散费用完了,张我军不得不离京返台担任《台湾民报》编辑。与此同时,由于台湾尚遭日据,俩人的恋情遭到女方父母强烈反对,并做主将罗文淑另配他人。得到消息的张我军为了心爱之人立刻不顾一切返回北京,与罗文淑见面。

见了面的二人诉说着彼此心中的爱恋,但刚刚团聚的二人不愿意再次分离,于是俩人便决定去南下避难,就这样张我军携着还身穿学生服的罗文淑登上火车,辗转上海、厦门回到台北,并于1925年9月1日在台北江山楼举行了婚礼。之后,张我军在台湾出版了自己第一本诗集《乱都之恋》,纪念自己得来不易的爱情与婚姻,这本诗集也是台湾第一本白话诗集。

那时候的台湾已被日本人占据,许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被日本人左右,张我军夫妇也仅仅在台北待了10个月便返京,一方面,张我军始终惦记要去北京念大学,另一方面,罗文淑希望在母亲身边待产,1926年,他们的头子在北京出生,初为人父的张我军难掩心中的喜悦之情,并给儿子起名为光正,他就是后来的何标。

返京后的日子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从台湾回来后不久,1931年,日本开始了他们疯狂的侵华计划,震惊中外的918事件爆发,日本人迅速占领了东三省,张我军夫妇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离开北京,逃到南京上海一带避风头,等到确认安全后,又辗转回到了北京。 

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度燃到北平,日本人在北平城横行霸道,一时之间整个北平城人心惶惶,即使过了80年,说起这段记忆时,何标仍未展愁眉:“1937年7月,国民党29军撤离北平。那时母亲已经怀了三弟,一大家子人想走也走不了,我们就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沦陷区生活。”

何标回忆说:“那时我是一家的长子,便要承担排队买‘混合面’、‘配给煤’的工作,混合面是用仓库底子磨的,有时还能吃到石头和谷壳;配给煤的质量也很差,烟大有时还点不着。日本人在北平横行霸道,有一次我骑自行车走在街上,还险些被横冲直撞的日本军车轧死。”也许从那时起,对日本的仇恨便在何标心中生了根。

然而上学时候的一件事,则成为了何标日后参加革命的导火索:“有一次学校组织外出活动,碰到了一群日本人。几个低年级同学因为盯着日本人多看了两眼,就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他们走到学校租用的车子前面,找到带队的女老师,狠狠地打了她好几个耳光,还辱骂她没有教育好学生。当时,全学校的师生又气愤又震惊,有个女老师撸起袖子要去跟日本人“干”,却被别的老师拉住。那个女老师回头告诉我们:‘不要忘记今天。’”何标说,“我一直记得这件事,直到现在。”

因为小时候的经历,再加上日本人的恶劣行径,何标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在一次日语课堂上,与教日语的老师起了争执。通过这次争执,何标意识到自己对共产党的了解微乎其微,他觉得如果想要反日,需要多读些关于政治的书籍,懂点抗日的道理,就这样,何标开始四处搜罗“进步书籍”。

那个年代的西单珠市口基督教堂门口,有大量贩卖旧书的流动摊贩。他们不仅能找到散落于民间的古籍,甚至还能弄到不少“禁书”。何标渐渐成为了那里的常客:“那些书商很有办法,连解放区的出版物都能搞到。他们也熟悉我的口味,经常是把书用一块布包着,直接跟我谈价,愿意买就买。我也不打开看,直接交钱,拿回家藏在瓦房房顶的气孔里,等安全的时候再仔细阅读。”

通过这些大量“禁书”的阅读,除了增长了何标的见识外,也更加让何标了解到当下的政治局势,参军成为了何标唯一的念头,终于在1945年初春,何标在挚友的带领下,和5个青年冒险穿过封锁线,抵达解放区。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他从张光正更名为何标,从此踏上了属于他的革命道路。

到达根据地之后,由于当时的条件艰苦,虽然是在部队,但是也要自己解决供给问题,于是何标几人便被派去神仙山上开荒,回忆起这段往事,何标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他说:“那段时间虽然很辛苦,但是觉得很新鲜。”

在阜平学习3个月后,何标被送回了北平,此次回来他带着一个任务:动员他父亲张我军去抗日根据地。此时的张我军已经在文坛声名在外,想要离开敌占区并不是件容易事,但是张我军并未犹豫,跟儿子一起前去解放区参观。

就这样,父子二人一道骑自行车到北京西郊黑龙潭去接触中共干部,这位干部竟是张我军旧时的学生甄华,师徒二人彻夜长谈,甄华劝他,无论留下还是回去,都可由他自己决定,但“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张我军慨然应诺。此后不久,张我军便独自返台寻找工作机会。

父子二人离开解放区后,何标陪着父亲骑车回到西单路口,虽然心中对父亲有万般不舍,但为了继续执行任务,不能回头,他嘱咐父亲一路小心,目送他的身影渐行渐远,“我没想到,那就是对他的最后一瞥了。”何标回忆说。而见过中共这件事,也成为了父子二人之间的秘密,一直到张我军去世,他也未曾对任何人说起过。

1946年何标抽空回家探亲,母亲正带着三个孩子准备搬回台湾,此时的何标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想亲自送母亲回到台湾与父亲团聚,另一方面,国共内战马上要开始,如果再不走连北平城都出不去,但是身为一名军人,何标没有选择,只能狠下心回到解放区。但另何标万万没想到的是,经此一别,再见到家人的时候已经过了几十年。

回到解放区后,何标一直留在部队里工作,1949年,他跟随部队一起进了北京城,在当时,台盟来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由于是台胞的身份,何标便从华北军区被调到了华东局台工委,负责宣传工作。

同年4月,台湾“四六事件”爆发,二弟张光直因与北平一个进步同学的通信被特务机关的邮检发现,因“共党嫌疑”被特务抓走,由于何标是共党的身份,此时的他与家中联络十分危险,张我军便以邮费很贵为由制止他继续通信,此后便断了联系,从此杳无音信。

1950年,在台工委工作了半年的何标又被调到三野九兵团,在敌工部工作。此时,舟山战役打响,很快,何标便被派去到舟山的小岛进行侦察,由于前方当时有敌人的部队,环境非常危险,但何标并未退缩,并缴获了敌人的武器,抓到了一个报务员。最终,舟山战役以人民解放军大获全胜告终。

而此时的台湾正值白色恐怖最猖獗的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百姓苦不堪言,人民的生活宛如人间地狱,张我军心中抑郁苦闷,借酒消愁患上肝癌,并于1955年逝世,而二弟光直也因“四六事件”的影响,从此远离政治,选择考古作为专业,最终成为了享誉两岸的著名考古学家。然而这一切,在1975年的时候,何标才辗转得知。

对家人的思念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相隔两岸的母子,远在对岸的家人也从未停止过寻找何标的脚步,1975年后,已是考古学家的张光直三次来京同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交流,多次打听大哥下落,但因他已改名何标而造成困碍。

尽管寻找家人的道路遭遇重重阻碍,但是何标也从未放弃过希望,在多方人士的帮助下,事情迎来了转机。1980年7月,何标终于与二弟在北京友谊宾馆重聚,初见的一刹那,二人百感交集,都在打探对方的样子,因为距离上一次他们相见,已经过去了30多年之久。

与家人重逢的喜悦之情还未消散,又一件喜讯突然降临。1980年年底,55岁的何标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调到中央党校学习,这是自1961年何标从原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再一次进入院校学习,何标内心激动不已。

很快,中央党校便集结了25名台胞学习,开办台湾班这件事,迅速传到海外和岛内,一些传媒反映:想不到大陆台胞也要“出头天”了。通过学习,何标认识到:对台湾实行“和平统一”和“两个寄希望”政策,是改革开放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成统一大业,是这一代人光荣伟大的历史使命。于是在1981年成立了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而何标也是其中一员,之后便一直从事对台的交流活动。

在台联工作的同时,何标也一直在寻找母亲的下落,将近40年与母亲未相见的何标终于等来与家人团聚的这一天。1984年,老母亲与何标的三弟受台联邀请,赴京与何标一家团聚20多天,重逢的喜悦萦绕在每个人的身边,时光带走了那些年痛苦的快乐的回忆,却带不走血浓于水的亲情。

1985年,年过半百的何标从原工作单位离休后,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台联和台盟各项工作,而他第一个做的就是研究台湾文学,这其中就包括他的父亲张我军,何标先后编辑出版了《张我军全集》等书4册,个人文集2本。

虽然何标已经与母亲重聚,也在台联做了许多对台的相关工作,但是他始终没有机会回到故乡,直到1995年赴台参加研讨会,何标才得以回到板桥老家。“我带了雍和宫的檀香和大陆的白酒,还有鲜花,在父亲和祖母牌位前深深鞠躬。我这个家,从分离到团聚,用了半世纪!”何标靠在椅背上,沉默良久。

“家庭的悲欢离合,不可避免地要受时代的发展和民族命运的影响。上世纪20年代父亲离家北上,40年代我弃学出走,再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个弟弟纷纷离台远赴大洋彼岸。情形虽各有不同,但都是时代变迁和潮流涌动所促使的。”说起一家两代人隔海望乡的经历,何标引用了一句唐诗:“世道兴废原有数,浮沉聚散亦何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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