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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渊静:我的“敌营十八年”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6-11-02  作者:孙萌萌  浏览次数:1752
      潘渊静生于1924年,今年已92岁高龄了。在他的人生历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海外度过:他是日据时期台湾的高中生、是香港回归前在港活动的地下党员、是有多年驻海外经验的外交工作者……有这样一种说法,走出国门才会明白“祖国”的意义,这句话用在潘渊静身上,格外贴切。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很难想象面前这位老人已经92岁了。他每天仍然读书看报,家里订阅了很多涉台杂志、报刊,仍然在保姆的陪同下到户外散步一小时。“只是走得很慢而已。”潘渊静的太太笑着说,随手抚摸老人的胳膊。白头相伴的日子,时光很静,很长。老人耳朵不好,很多话需要太太帮忙“翻译”,老太太对“台字号”的情况也非常了解。“其实我跟台湾可没有什么关系。”老太太说。这么关心、了解台情,也不过是因为嫁了过来。在那时候,选择潘渊静是挺“冒险”的:他不仅是个台湾人,还是个在海外工作的地下党。“我们结婚的时候,他的身份还不能公开呢!”如今那些惊心动魄都过去了,再说起来,也不过是老两口嘴里,一些淡淡的往事。
                                           光复后的第一届台大生
      说起自己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度过的童年,潘渊静还记忆犹新。但让他印象更深的,当然是自己作为一名大学新生所亲历的台湾光复的日子。
      1945年,潘渊静刚刚考入台湾大学医学部。因为战事仍频,本应春天开学的学校迟迟没有上课。当年3月,美军占领菲律宾,日本侵略者担心美军登陆台湾,强征全台中学以上的学生以学校为单位去为他们站岗。“那时我们被调到淡水河边的观音山挖战壕、修工事,亲眼看见了美国飞机轰炸台北,击中台湾总督府的场面。”
      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被当做准军人奴役的学生队伍就地解散,潘渊静兴高采烈地回到家中,参与庆祝台湾摆脱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回归祖国。“我们家住在台北市近郊士林镇,镇里妈祖庙内的‘七爷’、‘八爷’都被抬出来游行,盛况空前。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令他来台接收台湾。陈仪是10月24日乘飞机到达台北松山机场的,当时的欢迎队伍从松山机场起连绵好几公里,一直排到市内,人山人海。作为台大学生的我排在欢迎队伍的最前头,在松山机场里迎接陈仪的到来,那时的兴奋心情至今难以忘怀。”
      台湾光复了,潘渊静心中涌起巨大的报国热情。受“工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他决定转系学习理工学科。“日据时代台湾青年是不能学理工科的,所以光复以后我就要求转系。当时台湾大学光复后的第一任校长罗宗洛还找我谈话表示不同意,我跟他说:‘为什么不行呢?我是台湾高等学校理科的毕业生,学理工科很合适!’就这样,我成为了光复后台湾大学第一届土木系的学生,而且还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秘密招待所里的婚礼
      潘渊静和不少老台胞都曾提到,若不了解台湾民众当时是在怎样的屈辱中期盼过光复后的生活,不了解光复之初台湾人民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怀有多殷切的期待,就不能理解“二·二八”事件。“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让台湾人民伤透了心。”
      像不少进步青年一样,潘渊静是通过“二·二八”把革命的种子埋在了心里。“二·二八”事件遭到国民党政府镇压后,他开始寻找渠道离开他生活了20余年的故乡。
      他要往北去,去祖国大陆,去解放区。
      机会终于来了。“那时候我们听说我士林的前辈何斌已经成功到达了大别山解放区,不少同伴都很向往。1949年3月,在台湾中共地下党的介绍之下,我跟何斌的弟弟一起从基隆乘坐‘中兴轮’离开台湾,抵达上海,暂住在上海台湾同乡会。那里也有地下党员活动,很快,我们就收拾行囊,加入了浙东地下党的游击队。”
      在游击队里,这个一直向往革命的大学生终于见到了人民子弟兵的真实面貌:“我印象很深的是,那时候游击队是白天休息,夜里行军。白天我们借住在老乡家里,所有的战士都睡在地上,连老乡家的床都不会占。解放军的军纪严明、朝气蓬勃,让我终生难忘。”
很快,江浙地区相继解放。潘渊静还一度参加了“台训团”,希望能为解放家乡出力。而两岸对峙局面形成之后,潘渊静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前往香港从事地下工作。
      “那时候的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根本不允许我们党公开活动。所以,我们是采用秘密身份先抵达澳门,再从澳门偷渡到香港。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接触、联络在港的台胞,向他们宣传大陆、宣传新中国、宣传党的政策。那时候海外对我们党的‘脏水’泼得可厉害了,到处都是什么‘共产共妻’一类的宣传。而我的工作就是告诉他们大陆真实的情况。”
      近两年谍战剧在大陆方兴未艾,作为亲历者,潘渊静却把一切都说得云淡风轻。“那时候我们每隔几天就会换地方住,跟人家介绍也都是假身份。结果有一次,我跟房东撒谎说我在某某公司工作,谁知那个女房东看上我了,还偷偷跑到我说的那个公司去看我,当然是找不着了!”
      由于地下工作的保密性质,潘渊静的个人问题就一直搁置了下来,直到1957年,33岁的他实在“忍不住”了。“我跟组织上说,我都33岁了,再不成家,估计就要一辈子打光棍了!”
      就这样,组织上为他安排了几次相亲,谁知第一次同女孩见面,潘渊静就把女方“吓”了回去:“第一次相亲的那个女孩问我,你家是台湾的,那你是不是台湾解放以后还要回去啊。我当时也没多想脱口而出:‘那当然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几次相亲不成,潘渊静在香港的领导将自己的堂妹介绍给了他。“我的堂哥之前就曾经在台湾做地下工作,后来被派到香港,所以我并不害怕他以后要回台湾。”潘渊静的太太说。
      就这样,两人一见倾心,当年就结了婚。
      “虽说是结婚,可是我们当年什么仪式也没有。那时候他的身份还不能公开,回大陆只能住在秘密招待所。我们两人就在秘密招待所拍了个照片,请亲友吃了个饭。席上只有他的领导我的那位堂哥加上我的一个姑妈几个人。其实我父母那时候还健在,但他们都在上海,而秘密招待所的地址在天津,所以他们也不方便过来,连父母都没在,吃个饭拍个照,就算结婚了。”听起来,阿姨还是难免有些委屈的,但是即便怀着这淡淡的委屈,几十年也这么过来了。
                                                  “兄弟妹妹都老了”
      在香港工作近10年后,潘渊静奉调回到大陆。此后,一直从事台务和外事工作。“1978年,我们接待保钓同胞,有一位保钓同胞问为什么新中国的外交官没有台胞,此后,一大批台胞开始参与外事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开始在驻日使馆文化处当‘一秘’,后来又转入驻美使馆领事部任参赞。”潘渊静说。
      二战结束后,日本和美国是海外台胞较多的两个国家,潘渊静被派驻这两国,也承担着联络当地台胞,促进两岸交流的任务。潘渊静自己也始终记挂着家乡,时时想着做好台胞的工作。通过当时中国驻日美大使馆的运作,不少在日、美的台胞成功回大陆访问、探亲。
      “但台胞回陆参访曾出了一件事:一位台胞因为到大陆访问,回台后被台湾当局逮捕了。当时,此事在岛内引起舆论哗然,不少海外台胞也因此不敢到大陆来。为此,我向组织请示,是否可以承担一些台胞回大陆参访的费用,比如往返机票仍然由他们自己出,但是在大陆接待的费用我们承担,吸引台胞到大陆参访的热情。这个请求报到了邓颖超邓大姐那,她当时就说,可以啊。于是这件事由台联具体负责落实,接待了很多回大陆参访的台胞,为两岸的文化交流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结束外派生涯之后,潘渊静又到台盟工作,继续为两岸统一贡献力量。虽然数十年在海内外做台胞工作,但他自己却是在1994年,阔别家乡45年后,才终于有机会回家探亲。
      “父母都去世了,兄弟妹妹也老了。”说起这次探亲,潘老黯然说道。
      “我们回去的一路上,亲戚朋友自然对我们亲厚有加。但是,在路上一直有一个人自称是我一个侄子的朋友,全程跟着我们。直到最后一天,在我们居住的宾馆,他自己无意中说漏了嘴,我立刻从中分析出,这个人其实是台湾特务机关派来监视我们的。”潘渊静说,“那时要想回去探一次亲,比现在可麻烦多了。何况还有这样的波折。我心想,回去一次这么麻烦,就再也没回去过。而等到这些‘麻烦’终于渐渐消弭,两岸的往来相对自由通畅,我已是耄耋的老人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和平果实,时间过得这么快,老人们等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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